藏书家周叔弢(二)

藏书家周叔弢(二)

藏书家周叔弢(二)

六、周叔弢先生购藏的敦煌遗书

从版本上看,六朝写卷有4种、隋朝写卷有9种、隋末唐初写卷有1种、初唐写卷有3种、盛唐写卷有3种、唐朝写卷有125种、晚唐写卷有15种、唐写卷有15种、晚唐五代写卷有20种、五代写卷有33种、五代宋初写卷有2种、北宋写卷有1种、不明版本有24种、日本写卷有1种。

从内容上看,尤以佛教为主,释家各部类经卷几乎都有收藏。除此以外,还包括道教、文学、文书、字书等其他类书。精品颇富,有六朝写卷《大戒尼羯磨文》,目前所知敦煌戒律写卷最早的为十六国时,本卷亦早期精品,时代接近。又有—种北齐写经《羯磨》一卷,此卷有北齐天保九年题款,更是难得。隋朝写卷《禅数杂事》,为开皇十三年写成,此经内容不见历代《大藏经》中,为藏外佛经,弥足珍贵。(详见周一良《跋开皇写本<禅数杂事>残卷》,引自〈魏晋南北朝史论集〉1963年中华书局出版)《太上本相经》卷第十,与《道藏》所载《太上妙法本相经》和《敦煌道经图录编》所载《太上妙法本相经》完全不同。文出《正统道藏》之外,又不见于其他敦煌写本,可谓难得。隋代写卷《金刚般若波罗密经》,字体古朴有力,颇具北魏古风,每行仅13—15字写经亦属少见。隋大业四年写卷《大般涅槃经》卷第十七、隋大业九年写本《金刚般若波罗密经》、唐开元二年写本《大般涅槃经》、后周显德五年写本《佛说无常经》。唐写卷子本《文选》卷第二十四,题签“唐写《文选》残卷,日本国宝金泽文库旧藏,宣统庚戌伏侯所收并记”,据此知,此卷为日本金泽文库旧藏,列为日本国宝,后被弢翁收得。北宋治平四年写卷子本《摩诃般若波罗密经》卷第三十四,为清宫宝藏,成为自庄严堪插架之物。另外,传世的敦煌遗书多以雌黄改字,而弢翁旧藏中多见刮削改字,为其藏品特色之一。

弢翁作为藏书大家,名重海内外,素喜宋元旧椠,兴趣本不在敦煌遗书,那么为何斥重值访求敦煌遗书呢?忧国之情使然!尤其是看到大批敦煌遗书遭受厄运,被斯坦因、伯希和等英法文盗捆载而去,流向海外,作为一名爱国藏书大家,焉能坐视不管!所以,一边访求宋元版书,一边留意敦煌经卷。

弢翁从好友方尔谦那里转手得到敦煌遗书数种。方尔谦寓居津门后,与弢翁过从甚密,无言不谈。而有关敦煌遗书的寻觅购求则是彼此感兴趣的话头。后来弢翁遂以重值从大方手中陆续接收了一些颇有价值的敦煌遗书,终于留住了这些国宝。

当时弢翁得知李盛铎手里的部分敦煌遗书被书估弄去的消息后,为了尽快收回这些散出的宝物,弢翁奔走厂甸,与书估接洽,在来熏阁、中国书店等处时常有弢翁身影。弢翁经过寻觅,终于有了收获,展转购得一些。如唐写本《咸亨二年沙州胡萨坊口户牒》、《世祖偈子诗》、《社司转帖》、《信札》等。

弢翁收得五代写经四卷,包首题字:“《佛说无常经》等七卷,为亡母追福每斋一卷。”据包首题字和开七斋日题记,翟奉达为亡母追福共写经七种,弢翁得其前四种,后三种今藏国家图书馆。后三种残损甚剧,远不如前四种完整。

除自己购求外,弢翁还从亲朋那里得到馈赠、也曾发动子侄代为寻觅,甚至建议子侄把属于他们旧藏的宝物让出来。当时许以栗赠给弢翁唐人写经《千佛明经之残卷》等数种。从侄震良那里得到了唐朝写厚白麻纸本《维摩诘所说经》卷中和唐朝写厚潢麻纸本《大般涅磐经后分》卷下。从侄绍良处得到唐朝写薄潢棉纸本《维摩洁所说经》卷中。外甥孙鼎赠《敦煌石室秘籍留真新编》一书。弢翁曾得李氏旧藏数种,觉得这批东西可疑,就请赵万里先生再次审定,当确认是赝品后,弢翁说“这种东西不能留在世上骗人”,便毫不犹豫地将其付之一炬。

藏书家周叔弢(二)

除此之外,弢翁还得到了沽上湛氏藏品两种,一是唐写潢经纸本《维摩诘所说经菩萨行品》卷十(钤“沽上湛氏墨缘堂珍藏”和“湛延年得敦煌石室宝藏”二印,弢翁钤“弢翁珍玩”印),一是唐写本《妙法莲华经》卷十八(钤 “湛延年得敦煌石室秘宝” 朱文方印)。还曾得到天津水竹邨人徐世昌旧藏隋朝写卷《佛说佛名经》卷第一(卷尾下端钤 “水竹邨藏” 朱文方印)一种,。

翁弢所藏敦煌遗书的价值是多方面的。在佛教文献研究方面、在敦煌地方历史和文化研究方面、在中国书法艺术研究方面及以在中国书籍发展研究方面等等,无疑具有重要价值。

翁弢在访求、保护、典藏和捐献敦煌遗书方面做出了自己杰出贡献,他在敦煌痛史中用心血谱写了极具价值的篇章,其功绩至大,名垂久远。

藏书家周叔弢(二)

七、周叔弢先生购藏的活字本书

翁弢晚年开始搜集活字本书,也是用以“怡情养性”。没用几年,网罗天下铜、泥、木活字本400种,不谓不富。其中不乏悬格极高者。

弢翁藏书继承了明清以来传统路子,注重宋元版及名抄名校本,看重的主要是传本稀少和校勘精审这两点。但他不受观念约束,又独辟蹊径。在解放初期将所藏宋元善本举献国家后,于 “1961年3月25日……忽发收集清代活字本之兴。”(见《弢翁日记》)从此开始着手搜集活字本书,一发而不可收。

叶得辉在《书林清话》卷八“宋以来活字板”条下,将经眼的活字本名品作了登录,除其所谈的今无传本的宋元活字板外,在“明以来,活字板盛行”文后,列举了“建业张氏印《开元天宝遗事》”一书。此书为黄氏旧藏,后经杨氏海源残阁散出,归弢翁收藏。有黄丕烈跋,云:“古书自宋元板刻而外,其最可信者,莫如铜板活字,盖所据皆旧本,刻也在先也。诸书中,有会通馆、兰雪堂、锡山安氏馆等名目,皆活字本也。此建业张氏本,仅见于是书。余收之,与《西京杂记》并储,汉唐遗迹略具一二矣,荛夫。”其后,叶氏列举的明蜀府嘉靖辛丑二十年印苏辙《栾城集》五十卷,嘉道以来民间活字印本,如吴门汪昌序嘉庆丙寅十一年印《太平御览》一千卷、璜川吴志忠嘉庆辛未十六年印《洛阳伽蓝记》五卷,以及京师琉璃厂半松居士印《南略》十八卷、《北略》二十四卷等书,弢翁均有收藏。

叶书不载而弢翁收藏的名品甚夥,今略举其要者:清康熙年间吹藜阁铜活字本《文苑英华律赋选》四卷,雍正年间内府印铜活字本《古今图书集成》(零本),清侯官林氏福田书海铜活字本《铜板音论》和《诗本音》;道光年间泥活字本《校补金石例四种》、《仙屏书屋初集》和《修业堂初集》;木活字本有康熙六十年娄东施氏活字印本《吴都文粹》、嘉庆十年周氏易安书屋活字印本《假年录》五种,璜川吴志忠嘉庆辛未十六年印《河朔访古记》三卷和《兼明书》五卷,等等。

除此以外,弢翁还有一些活字印本值得一提,如元宋禧《庸菴集》十四卷,嘉庆十三年余姚宋氏活字印本,有清徐时栋抄配并题识;宋陈师道《后山居士诗集》六卷、《逸诗》五卷、《诗余》一卷,雍正活字印本,有弢翁录胡然批并跋;清顾炎武原本、徐乾学纂《一统志案说》十六卷,道光七年清芬阁活字印本,有佚名批校;《畿辅安澜志》五十六卷,嘉庆年间武英殿聚珍版印本等。最近见载,上海古籍出版社拟出版一部稀见的活字本书。此书是1931年陶社活字印本《江上诗抄》175卷。弢翁藏有此本,纸白墨莹,初刻初印,书品宽大,装成40巨册。据云此本世传甚稀,弢翁早得一部,慧眼独具。

八、周叔弢先生校勘的古籍善本

翁弢是近现代藏书家中有数的几个校勘学家之一。他不是为藏书而藏书,而是为读书而藏书。傅增湘在《周君叔弢勘书图序》中称赞他“治事之隙,不辍丹铅,常观手校群书,皆字画端谨,朱墨鲜艳,颇具义门风格”。

弢校完一书,有时还写上一段识语,我们可以从中窥视一二,今举三例。

其一他在所藏明万历程荣刻汉魏丛书本《新序》题识中说:“宋本《新序》,海源阁旧藏。每半叶十一行,每行廿字,白口,左右双边,下记刻工姓名,曰洪茂、洪新。卷五、卷十末叶纸背有‘徐昌期印’四字楷书墨记,缺笔至构字止,盖绍兴时刻本也。庚午(1930年)二月,沅叔三丈授此书命校,因取宋本对勘一过,凡增改三百许字。其钱牧斋手跋一则,黄荛圃手跋三则,金辔庭手跋一则,具见《楹书隅录》,不复录云。建德周暹谨志。”

其二他在上海涵芬楼影印明弘治本《孟东野诗集》题识中说:“己巳(1929年)正月初四,从李十兄少微借得海源阁旧藏宋小字本《孟东野集》,取校此册,凡四日而毕。宋本版刻精雅,字体不一,缺笔至“慎”字止,脱误甚多,然因其形声以求之,可十得八九,较之无知妄改远失本意者,相去岂可以道里计哉。黄荛圃所藏宋蜀本《孟集》残帙今在余家,暇时当再校之。正月初七日叔弢记。”

其三他在四部叢刊本《唐賈浪仙長江集》題識中说:“丙寅(1926)二月,從沅叔三丈借毛斧季手校汲古閣本傳錄。汲古本尚載《蘇絳賈公墓銘》、《唐宣宗墨制唐書本傳》、《韓文公詩》、《紹興二年王遠後序》,另紙錄之。此本佳字與宋本合者且七八。校書雖志在正誤,然所用之本不可太劣,宜以通行易得為尚,故余擬校《四部叢刊》,當以此書為嚆矢也。初七日叔弢記。”

在这三则題識中,其一他用宋本《新序》增改明刻汉魏丛书本三百许字,其二他发现宋小字本《孟东野集》脱误甚多,其三他提出“校書雖志在正誤,然所用之本不可太劣,宜以通行易得為尚”观点。这种既看重宋本,又不唯宋本是赖,提出校书“宜以通行易得為尚”的观点和深刻的校书体会,不是善读书、善校书者是不能道出其真谛的。若无多年积累的校勘经验和取得的校勘成果,更不可能提出“擬校《四部叢刊》”这一耗时费力的校勘计划。无怪傅增湘说:“若吾叔弢者,既如任昉之多藏异本,复兼子才之善思误书,墨庄艺圃之中英绝领袖者,非子而谁属耶?” 傅增湘如此推崇,决非过誉。

九、周叔弢先生刻印的古籍善本

藏书家刻印自己珍藏的善本书,化身千百,以利学人,这是自古以来的一个优良传统。如明代陈继儒辑刻《宝颜堂秘籍》、毛晋辑刻《津逮秘书》,清代黄丕烈辑刻《士礼居黄氏丛书》、陆心源辑刻《十万卷楼丛书》、杨以增辑刻《海源阁丛书》等等。解放以后,重要的四部典籍大多整理或影印出版,满足读者需要。近年来,随着我国经济的增长,综合国力的提高,一些超大型丛书相继影印行世,国家更有将全部传世的宋元版书和部分重要的明清版书合计1300余种,辑成《中华再造善本》影印出版之举,盛世修典,这是一项气势恢弘,意义深远的国家文化建设工程。

弢翁校承前启后,在民国年间,他为了使自己珍藏的善本古籍流传于世。他用珂罗版、木版印成的书有十几种。其中突出的有以下几种:

宋书棚本《鱼玄机诗》。此书系黄荛圃收藏,民初是袁寒云《后百宋一廛》中精品,曾由袁的夫人刘梅贞亲自影抄一部。这本书有一个时期,袁把它抵押在周季木处。因是珍品,弢翁校又与袁寒云为莫逆之交,就由他个人出资,从周季木处把书借来,送到天津一家技术高明的日人开的山本照相馆,每页拍照,制成玻璃底版,然后寄到日本东京都小林写真制版所精印,纸张印刷都十分讲究。印数不多,外间流传极少。这是弢翁 “自庄严堪”影印的第一部书。近年,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又据这部宋书棚本,再次影印,读者竟相购藏。

他自己收藏的宋版书《寒山子诗》,是在1924年甲子委托董康在上海用木版影刻印制,纸墨具精,其中有几部是用开花纸刷印的。而且有包背装、线装、毛装等多种装帧形式;还曾影印此书。

他所藏的元岳氏相台本《孝经》,是在1927年用珂罗版影印的,书中原有的乾隆玺印和收藏印也都用红色套印,并用了不同纸张,其中有最珍贵的乾隆高丽纸,后又用木版影刻印行。

他在1930年用珂罗版印过二百部宋书棚本《宣和宫词》(附三家宫词),其中用明朝纸印的有四部。

影印的书还有《庐山复教集》、《寒云所藏宋本提要》(袁寒云手迹),木版刻印的有《屈原赋注》、《九僧诗》、《十经斋集》,等等。

1918年戊午,他曾借方地山所藏唐人写本《阿弥陀经》,用宣纸和皮纸共刻印一百部。这是我国较早复制敦煌写本之例。近几年,上海古籍出版社相继将流散到英、法、俄等域外的敦煌遗书,以及国内天津艺博、浙江图书馆等各家珍藏的唐人写本影印出版,为学人研究“敦煌痛史”提供了珍贵文献。弢翁无论是收藏,还是出版敦煌遗书,都先行一步,走在了前面,他的远见卓识,令世人钦佩。

十、周叔弢先生藏书佳话

1、自己花了十六年时间配成了一部完整的元版书。

他收藏元相台岳氏本《春秋经传集解》三十卷是经过十六年努力搜集才凑成全书的。在1930年得《春秋年表》和《名号归一图》二卷;同年秋又得到其中的卷十二、十三和卷二十七至卷三十,共六卷;1931年又得到卷二至卷十一,卷十四至卷二十六,共二十三卷,至此已收到二十九卷,只差第一卷。1946年夏,弢翁见到堂侄周骏良时,谈起他所收藏的元相台岳氏荆溪家塾本《春秋经传集解》三十卷尚缺首卷的经过,并说:“嘉定徐家和寿州孙家是至亲,请你转托静庵(孙多烃字静庵,周骏良的岳父),能否相机谈谈,不要提我买,提到我,不是售出就是不卖。为了凑齐一整套好版本的书,只要买到,价钱不计”。几个月后的一天,孙静庵在北京中孚银行见到藏家徐某,趁徐托他鉴定旧玉器时,提出了想买这本书。徐知道孙精于古磁旧玉,一向不问版本,认为开玩笑,便开口要黄金一两。没想到孙静庵当时答应,随即找中孚银行负责人借了一两金子先付了书价,约定次日把书送到家。徐当众多人面前不好反悔,于次日把书送来。当周骏良把书给周叔弢送去时,周叔殁兴奋之极,手翻着书,眼笑成一条缝,连连说“亏了静庵,值得,值得!”后来弢翁在书跋中说道:“珠还剑合,缺而复完,实此书之厚幸,岂仅予十余年好古之愿一旦得偿为可喜哉! 。”

他因配成一书而欢喜,有时也因未配成一书而伤感。如另一部宋版《春秋经传集解》三十卷,为宋鹤林于氏刊本。此书世所罕见,为海内孤本。从1926年,议价未成,失直交臂;到1936年,刘氏秘藏一卷坚不肯让,在长达10年访求、配补努力后,最终也未配齐,他说:“得失聚散,固有定数,非人力所能强”,留下遗憾。

2、自己用了十年的时间配足了一部完整的明版书。他的明沈氏野竹斋刻本、汉韩婴《诗外传》,花费了十年功夫搜求才得全书。早在1919年,他在扬州方氏藏书中喜得十卷本《诗外传》中的一至八卷,尚缺第九、第十卷。他为了弥补佚缺,千方百计访求达十年,直到1929年才收购到佚缺的第九、第十卷,璧合之愿终于得偿。

3、细心访书为公藏补配残帙。

用自己珍藏的两种宋版残本补配故宫博物院藏本。1948年,他得知故宫博物院发现所藏宋汀州本《群经音辨》首末两卷及宋抚州本《左传》自卷三以下诸册残缺。于是,他写信给故宫博物院,提出拟把自己收藏的宋汀州本《群经音辨》中卷及宋抚州本《左传》卷一卷二两册捐赠给故宫博物院以凑成全书的想法并成此善举。他在致赵万里函中说:“此二本皆宋本上驷,然为剑合珠还计,不应再自秘惜……书之幸,亦暹之幸也”。

1949年7月,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成立时,他听到当时存放在故宫博物院中的一部宋本《经典释文》中所佚缺的第七卷在某书估手中,该人扬言决不卖给国家图书馆。他听到后,马上找到该书估以重价买下,赠给故宫博物院配成全书。

十年浩劫后,他在天津新华书店发现宋本《春秋繁露》一册,知道这是北京图书馆藏书中所散失的一册。他急忙从中联系协商,北京图书馆派丁瑜、李致忠两位先生来津接洽,终于使这本失散之书回到了国图,以成完璧。

4、赠给学者善本书供其研究。

三十年代,他从长子一良处得知,一良的老师燕京大学教授洪业正在校订刘知几的《史通》,急需相关文献,便把自己所藏的校宋本黄氏《史通训故补》一书相赠。洪业得书后,仔细阅读,认为这个本子“为过录卢文弨校本也,故可贵” 。

四十年代,他从报章得知北京大学教授正在审判《水经注》研究中出现的“赵戴公案”,便将所藏戴氏自定抄本《水经注》相赠,并附函表示希望胡氏研究此本与李盛铎藏本的相互关系。胡氏经研究后,在此书中写了一段题识:“周本是从东原在乾隆三十年写定本抄出的精抄本”,“周本抄写最精致可爱”,“这个周叔弢先生藏本也有特别胜处,李本所不及。” 胡适在研究《水经注》方面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学者,知见《水经注》版本很多,知道各种版本内容的传承系统和递藏源流关系。胡适曾在全国解放前夕,把天津图书馆珍藏的清代全祖望以及其父、其祖三代合校本《水经注》借走,时间长达数月,找到了搞清楚“赵戴公案”所需要的重要证据。

5、因得宋本后不久又喜得贵子,故以书之首字为子取名曰景良,以志“双喜临门”之意。

民国十七年(1928)正月廿三日,弢翁以重值从北京文禄堂收得宋版书《景德传灯录》。得书后甚喜,便在书中撰写了一条题识,云“余旧蓄宝祐本《五灯会元》,今复收此书,可谓双绝。得书之五日,适第七子生,因取此书第一字命名曰景良,深冀此子他日能读父书,传我家学,余虽不敢望兔床(清代藏书家吴骞之号),此子或可为虞臣(吴骞子寿旸之字)乎。”弢翁与友人劳健过从甚密,劳健为宋刻本《景德传灯录》题跋云:“戊辰(1928)二月初一日,余来天津,适叔弢新得子,作汤饼之会,酒后出此书示余于自庄严堪。字画精美,墨彩夺人,询宋刻之极佳者,因为叔弢录跋语于卷后余纸,他日景良长成,叔弢以此书而诏之,当念及吾二人今日把卷相对之乐,又仿佛自闻其呱呱之啼也。笃文劳健。是日,并出此书元本及宝祐本《五灯会元》同观。”

6、因财力所限,未能赎回日人手中的宋版书而深感痛心。

在1933年,日本文求堂出售北宋版唐杜佑《通典》,索价一万五千元,宋刻绍兴本《东观余论》索价一千元,均为海内孤本。《通典》价昂,他个人之力不及,遂以一千元购回《东观余论》。他心绪万端,在书后援笔为跋,除记赎书原委外,还慨叹说:“独念今者,边氛益亟,日蹙地奚止百里,当国者且漠然视之而无动于衷,余乃惜此故纸,不使沦于异域,书生之见亦浅矣!恐人将笑我痴绝无以自解也。噫!”嗣后,他又筹款陆续从文求堂赎回元本《黄山谷诗注》、汲古阁影宋抄本《东家杂记》等书。就是那部宋本《通典》,后被日本文部省定为“国宝”,不准出口,无法赎回。他多年之后提起此事,仍是遗憾深深。

在三十年代初,他从海源阁后人杨敬夫处买宋本《新序》,当时还有几部宋版书求售,他无力购买,后来其中的宋本《荀子》和宋本《管子》均被日人买去,他惋惜不止。曾在《楹书隅录》(海源阁杨氏藏书目)中宋本《荀子》一条书楣上记下:“敬夫索四千五百元,因手中极窘,遂为日人购去,最堪痛惜,盖当时财力仅能收《新序》一书也”。后来又在宋本《新序》一条上写下:“余收此书时若能举债并《说苑》、《荀子》、《管子》、《淮南子》同收之,岂不大妙乎。余生平务实而不蹈虚亦自有短处”。这两条题识也充分表达了他对古籍流出国外的惋惜之情。

7、用百部明版书易得一部宋版书。

1942年壬午三月初,弢翁因家用不足,忍痛割爱明版书一百零九种,求助于陈一甫(陈曾任启新洋灰公司总理,与周家是同乡、世交,喜藏书,以收藏明刻白绵纸本为主),得款津币一万余元。这时,北平书估王富晋从上海买到宋余仁仲万卷堂刻本《礼记注》带来天津求售。弢翁在1942年秋已得知上海来青阁贬价求售该书,曾托沪友王欣夫许以沪币两万元向来青阁收购,后得复,该书已为王富晋以沪币一万二干元买去。心中怏怏不平,自叹与书无缘。今喜见该书之“字画流美,纸墨精良,洵宋刻之上驷,索价之高,更逾于来青阁”。但机会难再、好书难得,他毅然不再考虑价昂、不再顾及家用,急与王某成议,以津币一万元把书买下,约值当沪币五万元。他在书后跋语中写道:“昔人割庄易《汉书》之举,或尚不足以方余痴;而支硎山人钱物可得,书不可得,虽费当弗较之言,实可谓先获我心。”他在同年岁暮,又在购书册中记道:“卖书买书,其情可悯,幸《礼记》为我所得,差堪自慰。衣食不足,非所计及矣”。几句话记述了他爱书挚情和购书苦心。去书之前,弢翁把百部明版书逐一作了记录,编成一部目录,取名《自庄严堪明版书目》,又取一名《壬午鬻书记》,留作纪念,。

8、不与公家争书与失之交臂之书

1963年春节中,弢翁去古籍书店,无意中购得宋刻岳珂撰《棠湖诗稿》原本,大喜过望,拱手把玩,陈之案头逾月。此书是南宋临安府棚北大街陈宅书籍铺刻本,是一部很有名气的宋版书。在明代,曾被毛晋 古阁珍藏,钤“宋”、“甲”字二印,这表明,毛晋把这部书归为自己收藏宋版书中的甲选一类,也就是最好的书。当时天津市人民图书馆得知这一消息后,也想收藏该书,就派专人来与弢翁协商。弢翁以“人民图书馆坚欲得之,余不应与馆争”为由,忍痛割爱,同意把书让给人民图书馆收藏。“去书之日,心意彷徨,若有所失”,这是一位爱书人的内心独白。

1917年,北京琉璃厂书友曾携两部宋本《经进周昙咏史诗》和《寒山子诗》来天津求售,当时为财力所限,只收《寒山子诗》,而《经进周昙咏史诗》交臂失之。“久之消息杳然,时时形之梦寐”。后从天津古籍书店张振铎经理那里得知此书收于废纸堆中,“为之惊喜过望”,“我深喜孤本犹在人间,不必其为我所有也”。并为影印本《经进周昙咏史诗》撰写跋文。此书后归著名藏书家韦力先生。

9、访求由清以来名家递藏的一套珍贵善本古籍的传奇故实。

清嘉庆时海宁藏书家周松霭珍藏了一部镇宅善本南宋刻本《陶靖杰先生诗注》(宋汤汉注,简称“汤注陶诗”)“是书乃世间所稀有,宋刻之最精者也”。“其得之书,近于巧取豪夺,故秘不示人,并云欲以殉葬”,十分珍爱,他特意把此书与另外一部旧藏的宋刻礼书并储一室,颜之曰“礼陶斋”。引起时人注意。当时书估吴东白携金数十番到周松霭求购“汤注陶诗”。周松霭不以为吴估真想买,脱口开了一个高价32番,还补充了 “身边立有,决不悔言” 这句话。吴估见时机已到,从怀里掏出钱来,如数给了周松霭。周不好反悔,“去书之日,泣下数行”。在此以前,周松霭曾先把旧藏的宋刻礼书买掉,只剩下了这部“汤注陶诗”,所以把室名改为“宝陶斋”;这次无意中又买掉了心爱的“汤注陶诗”,周松霭又把室名改为“梦陶斋”。

吴估得到“汤注陶诗”后,转手以百金重值买给了吴门藏书家黄丕烈。黄丕烈购得“汤注陶诗”后甚喜,他仿周松霭做法,把“汤注陶诗”连同自己旧藏的一部北宋刻本《陶渊明集》,合放一室,取名曰“陶陶室”。同时还把另外一部《东坡先生诗之和陶》放进室中,以作陪衬。他又“倩惕甫王先生为之记,盖皆世间绝无之秘籍也”。

清道光时,聊城海源阁创始人杨以增,陆续收得黄丕烈“陶陶室”散出的珍藏本“汤注陶诗”、北宋刻本《陶渊明集》和《东坡先生诗之和陶》三书。其后,海源阁传人杨绍和言及斯事时不无感慨地说:三书归予斋,“距荛圃之藏已花甲一周。不知几经转徙,乃聚而之散,散而之聚,若有数存乎其间者,果天生神物,终当合耶!昔子晋(指明代藏书家毛晋)藏《东坡书》、《渊明集》,斧季(指毛晋之子)诧为隋珠和璧,似此岂多让哉!我子孙其永宝用之。” 杨绍和不会料到,海源阁的藏书,在第四代传人杨敬夫手里散佚了。

1931年翁弢从杨敬夫手里购得北宋刻本《陶渊明集》,因此对“陶陶室”的另一部珍品“汤注陶诗”也渴望能够购到,但该书已为北京书估王子霖先得。因为这部“汤注陶诗”是清代藏书史上特别有名的书。展卷可见字体秀逸、刻工甚精,黄纸初印,每册首末均用宋金粟山藏经笺作护页,书匣是黄丕烈士礼居原物,孙延题签。还有明人董宜阳、项禹揆,清人周春、黄丕烈、汪阆源等钤盖的收藏印章。当时,京津两地书估都知道翁弢欲得此书,因此有意识地提高该书价钱,索价高达四千元.双方几经磋商,书估坚持不肯让价.翁弢与书估僵持了几近一年,他明知书估卡他脖子、敲他竹杠,但为了“陶陶室”书不致散失,终于“舍不得不要”,甘愿让书估赚了大钱,拿出四千元将书买下。嗣后,他因当年黄丕烈曾把宋刻施注《苏东坡集》中的和陶渊明诗二卷也放在“陶陶室”内,故又向杨敬夫买下了这两卷和陶诗,使它珠联璧合,恢复“陶陶室”旧貌。多少年后提起这事时,翁弢曾自嘲说:“我这是姜太公钓鱼,愿者上钩。”虽似自嘲,实则是因“陶陶室” 书得以保存全璧,是“陶陶室”书的大幸,更是对翁弢的莫大安慰。这段故实,反映了翁弢为了妥善保存祖国的文化遗产,甘愿自我牺牲的豪情壮志与强烈的责任感。翁弢后将“陶陶室”旧藏举现国家图书馆,使得这段传奇故事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。

藏书家周叔弢(二)